直饮水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？

1908年，清朝末期，在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下，中国自来水事业发端。

拧开龙头，清水如注，咕咚咚下肚，自来水被视为方便、洁净的伟大发明。

百年后，4000余家自来水厂，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，覆盖全国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，水质安全，重若泰山，关系国计民生。

然而如今，自来水却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和猜测：一边是各地政府“各项指标均符合饮用水标准”的声明，一边是专家20年不喝自来水的现身说法。

老百姓想知道：中国的自来水真的安全吗？要用多久，我们才能喝上真正符合饮用标准的水？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采访各方专家后了解到，从水源地到水龙头，我国自来水流经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。

1月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》，明确国务院将对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考核。

水资源的节约、管理和保护，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，将作为十八大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
卫生部、住建部二龙治水的管理现状之下，专家所呼吁的水业市场化改革能否实现？水改的“深圳模式”是否可以在全国推广？

哪些环节影响自来水品质

赵飞虹，58岁，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、北京爱迪曼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。

她的丈夫，李复兴，73岁，曾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任职。

今年1月初，二人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这个“北京市最会喝水的家庭”透露：他们20年不喝自来水、只喝矿泉水。

在公众的激烈反应下，北京自来水集团出面表态，北京自来水符合国家106项水质标准，请市民放心饮用，并称北京水质全国最好。

赵飞虹随后公开表示，不喝自来水不是因为自来水不安全，而是觉得喝矿泉水更健康。

北京如此。全国各地的水质安全情况如何呢？

水源：合格率70%还是50%？

每一滴水，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。

几乎所有专家都一致表示，水源污染，是自来水水质安全最大的问题。如果源头污染，就会导致后续环节负重难行。

76.5%和70%，城市饮用水水源合格率方面最常出现的两个数字，前者出自环保部《201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状况》，后者曾被卫生部、水利部、住建部等公开提及和使用。

但从事水处理研究30余年，并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职10余年的资深水质安全专家白康（化名）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：“饮用水水源合格率不足50%。”

哪个数字更符合实际？

2002年6月1日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正式实施。根据标准，地表水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：一、二类为饮用水，四类为工业用水和娱乐用水，五类为农业用水和景观用水。争议就出在三类水上。

标准论述：“三类：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、鱼虾类越冬场、洄游通道、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。”

“三类水不能饮用。”白康认为，三类水含有较高的有机化合物，在检测项目上，此项指标被量化为化学需氧量，也称耗氧量（COD）。“三类水的COD含量在4~6毫克/升，但我们的常规处理工艺只能处理数值在4毫克/升以内的水。”

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所引起的反应是复杂多样的。白康介绍说：“美国环保总署曾发布报告指出，有机化合物有可能致癌、促癌、导致突变，也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和生育能力。”

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专家刘睿（化名）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剔除三类水源，“中国城市水源的真正合格比例会大大降低。”

“水源污染太厉害，仅靠一、二类水，量不够，也不现实。”刘睿坦承，在京津沪广等多地水困的巨大压力下，顾不上“吹毛求疵”了。

刘睿认为，标准不断放宽，水源不断恶化形势严峻。“城市里的工业排污，农村里的农药污染都在进入水源，雨水浸透后，污染不断扩大，很难逆转和修复。”

安全水源已成为稀缺资源。在白康看来，地大物博的中国“清水”越来越稀缺。“北方水量不足，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后普遍出现硝酸盐超标现象，容易诱发血斑病。南方水系发达，但一些湖泊河流被圈为水产养殖场，饲料中含有的大量蛋白质长期积累，导致氮磷超标很常见。”

偶尔在深山老林，可见清澈见底的山泉水，白康都忍不住“连喝带拿”，“干净的水源成了奢侈品。”

直饮水，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。

“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个城市能实现直饮水，都需要烧成开水以后才能饮用。”刘睿笑称，“总宣传喝生水不卫生，这是最大的谎言，在欧美国家，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饮自来水。”

然而，即使烧成开水，能杀死的也仅是微生物污染，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离子仍然存在，甚至因为高温加热而进一步产生化学变化，加强沉积和突变。

如何处理？专家们给出的一致答案是——深度处理工艺。

2009年，住建部对全国4457个水厂进行了大排查，但具体调查数据至今仍未公布。据参加此次调查的专家刘睿透露，全国水厂中有75%采用常规处理工艺，23%采用简易处理或未经处理，采用可以有效去除多种污染物的深度处理工艺的水厂仅为2%左右。

“由于水源污染，全国至少80%以上的水厂都迫切需要采用深度处理工艺提高自来水质量，但实际采用的只有2%。”刘睿介绍说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武汉的部分水厂上马了深度处理工艺，但仍因管道老旧等原因无法实现直饮水。

广为应用的常规处理工艺已诞生百年，被称为经典“四部曲”——絮凝（加聚合氯化铝）、沉淀、过滤（通过石英砂、卵石等）、消毒（加氯气等）。

随着水源地污染的逐步恶化，“四部曲”也在不断加量加价，经常出入各大水厂的白康，用“大型化工厂”来形容她的所见所感，数以吨计的化学药剂被倾倒到蓄水池中，经过一系列处理后，水被输送到千家万户。

“烧水后经常可以看到壶底有大量的白色沉淀，有絮凝物，这就是俗称的消毒剂越用越多的缘故。”白康说，即使如此，水也并没有真正“消毒”。

想要彻底“消毒”，有两种“升级”办法需要同时采用。

第一是生物氧化，添加臭氧和活性炭，通过二者的吸附作用，减少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离子。“香港就采用了这种过滤方法。”赵飞虹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介绍说，与广东同样引流珠江水的香港自来水厂采取了生物氧化技术，所用消毒剂很少，水质也更好。

第二是超滤膜处理，通过微孔过滤膜的筛离作用，将含有杂质的水进行过滤，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安全有效的水处理方法。“北京郭公庄自来水厂，也就是第十自来水厂，就采用了这个工艺。”北京供水协会水质工作部部长、原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北京监测站站长樊康平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介绍说。

可是，真正“升级”的水厂凤毛麟角，即使在“全国水质最好的北京”，同时采用两种“升级”办法的也仅有北京第三、第九和第十自来水厂。刘睿表示，资金不足，是技术革新的根本性难题。

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曾算过经济账：技术革新后，每立方水成本上升0.3元左右，加上管道硬件投资，每立方水成本共计上涨0.5元左右，如果按照县级以上4000余家水厂日供6000万立方水计算，每年成本增加200亿元左右。

钱从哪里来？“靠财政拨款压力太大，提高水价又容易引发老百姓不满。”在进行全国水厂普查时，刘睿发现，很多县级水厂经营困难，连消毒剂都不舍得用，堆放在蓄水池边，应付上级检查，更何况“出血革新技术”。

为提高水质，部分单位和居民区在管网末梢增设了局部处理系统。“加净水设备，或者自己搞紫外线消毒，但效果良莠不齐。”赵飞虹发现，很多房地产商以此为由提高房价或物业管理费，但实际效果难以验证。

第三方检测将提高可信度

“各项指标均符合饮用水标准”的承诺常出现在各地地方政府的口中，但它并不能平息公众的怀疑和担忧。

今年1月15日起，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将首次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供水水质信息，每季度一次。显然，在猜测和质疑声中，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希望通过信息公开赢取信任和支持。

但专家们并不买账。“意义不大。”刘睿认为，这是一次进步，但不解决“自监自测”的问题，可信度仍是软肋。

目前，我国水质安全施行“三级监测”制度：第一级，在生产一线，由工人每半小时进行一次检测，项目主要包括消毒剂、浑浊度等感官指标；第二级，由水厂化验室每日进行一次检测，项目主要包括微生物、有机化合物等9项指标；第三级，由自来水集团水质监测中心进行检测，主要项目包括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的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 5749-2006)中规定的106项监测内容。

“三级监测”制度看似严丝合缝，但“所有监测程序都是在水厂内部完成的，所谓的监测中心，包括住建部水质中心的国家监测站和地方监测站，实际都是地方水厂的内部水质监测部门。”白康称之为“两块牌子，一班人马”。

除了“三级监测”制度，供水企业的主管单位住建部每年还会进行一次省级交错检查。樊康平介绍说：“为了以示公正，县级以上全部城市进行交叉监测，比如A省监测B省，B省监测C省，A、B省不能互派。”

但作为主管单位，住建部同样是利益相关方。

2009年，全国水厂普查数据并未公开。2012年5月，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总工程师宋兰合曾透露，2009年全国普查涉及的4000余家水厂中有1000余家出厂水质不合格，引发了公众普遍关注。

随后，该机构主任邵益生称，2009年水质普查合格率为58.2%，但2011年住建部又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%的自来水厂出厂水进行了抽样检测，水质达标率为83%。

最后的关卡是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“省、市、县都有各级疾控中心，每年做一到两次的水质全分析。”曾多次参与此项工作的白康介绍说，作为“局外人”的疾控中心成为最客观公正的检测方。

但据白康介绍，监测结果并非公开，而是交由各地政府部门，“政府说能公布再公布。”

此外，疾控中心也并非真正身处“局外”。据白康了解，除中国疾控中心外，各省、市、县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拨款并非由卫生部下拨，而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拨款。“地方政府既管着水厂，又管着疾控中心，它会不会有顾虑？尤其是监测结果不乐观的时候”？白康说，从未见过有监测报告说某地水质不好。

如果按照这种逻辑，那么无形中，某些地方政府就可能会成为利益中转站，把水厂和疾控中心拉到了一条船上。

多年来，业内专家都在积极呼吁“第三方检测”。“不是监察测量，而是检查测量。”在水质检测实验室工作的赵飞虹解释说，“由中立的实验室承担检测任务，政府、水厂、公众都可以拿样本到这里检测，实验室只是技术部门，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。”

但现实是，“我们实验室可以检测，但结果很容易被官方推翻，因为我们不是国家授权的权威机构。”赵飞虹对此很无奈。

获得国家授权并不难，樊康平介绍说，“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的资质认证就可以。”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，“全国获得授权的实验室不足百家，都在水务集团。”刘睿称。